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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24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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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人:alai 2003-12-14 20:25:30
看尽人类的疯狂──战地摄影记者纳赫特韦
⊙ 张翠容
鸟儿吱吱叫着飞越漆黑的长空,
人们沉默无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今年7月某一个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贾巴利亚难民营屏息以待,等待当地的激进自卫队的出现。他们手持俄制机关枪,把头也蒙起来,在难民营巡逻,枪头对准远处的犹太殖民区。
犹太殖民区那一边也如临大敌,大批以色列军人戒备守候。在漫长的黑夜中,星光也变得晦暗不明,鸟儿偶尔飞过,哑哑作声。我的心在跳,汗在流。
记者、以军、巴人自卫队,大家都在等,等那疯狂的一刻,他们的血在沸腾。无论那一方擦枪走火,都会演变成又一次的冲突,当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准备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在慌张中脑海一片空白。
国际知名战地摄影记者纳赫特韦(James Nachtwey)也曾在这个现埸,当时他在想甚么呢?或许,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线,在枪林弹雨下见证一幕幕人类的疯狂和不幸。
从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蛮荒世界的卢旺达,再从饥荒肆虐的索马里到杀戮战场的波斯尼亚,还有烽烟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纳赫特韦不但纪录了战争,也纪录了战争的后遗症,纪录了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
纳赫特韦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译作《地狱篇》,与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样。事实上,纳赫特韦也的确是在这第一部曲《地狱篇》中获取灵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页即引用了但丁的话语:「那里来的叹息、哀悼,以及响亮的嚎啕,在暗无星光的空气中回荡着,从一开始,我已泣不成声。」
纳赫特韦表示,他的《地狱篇》纪录了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所发生的人道罪行。从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机收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挣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机随着时间一直追踪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纪快要落幕之际,科索沃成为轰动全球的最后之战,纳赫特韦把这些故事一一收录到他的《地狱篇》摄影集中,同时也收录到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去。
长年于战区工作的纳赫特韦,赢取过不少国际奖项,成为举世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德国的大牌图片社Magnum以第一时间招揽他。
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纳赫特韦,不少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不过,另方面,有部分评论家却偏以怀疑的眼光来看纳赫特韦和他的工作。他们认为,纳赫特韦透过影像所呈现的世界,实在让人困扰,并且质疑他在照相机背后的动机,以及他整个摄影新闻学的哲学思维。评论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纽约有名的文化周报《村声》(Village Voice)上,指责纳赫特韦视战争的恐怖场面为他的摄影美学素材,多于他所自称其摄影为反战运动的一部分。
站在战争前线的记者,其角色和身份无论如何都是极具争议性的。他们是为了采访战争的真相?还是以别人的鲜血作为自己的甜品?
纳赫特韦也承认,面对这种以受害人的苦难变成战地记者头上光环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并受此指控困扰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闻行业成为摄影师时,便立志要做战地摄影师。只有战地才能赋与他的摄影工作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曾为此作出如下的辩解:
有人类历史便有战争,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此时此刻,战火仍然在世界蔓延,当人类愈文明,杀害同类的手段便愈残忍、愈具效率。
不过,我们是否有可能透过摄影来终止此种一直在历史存在的人类行为?这听起来真是痴人说梦,但我却在此获得一种动力。
对于我而言,摄影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发挥人道的精神。如果战争企图否定人性,那么,摄影则可带出反战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话,它甚至可以成为反战的最有力种子。
在某一情况下,如果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为了向世人展示战争的真相而走到战争最前线,那他便是为和平作出谈判。或者,就是这个理由,战争的发动者绝不乐于看见摄影记者在战场附近走动。
我曾想过,假如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跑到战争现场,亲睹那些化学物质如何损毁一个孩子的脸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给炮弹碎片致伤的无言痛楚;假如每一个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惧与悲伤,即使只有一次,他们亦可明白到,没有任何事比反映这真实现场更为重要,更何况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现场,因此,摄影师便走到那里,向世人展示战争的真实,并把这讯息传开去,好让人们停留一刻,想想那里究竟正在发生甚么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拥有过滤效果的传媒报导,并可使人们从冷漠中醒觉过来,为受难者作出抗议,而这抗议本身也许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议的行动。
最糟糕的则是,作为一位摄影师,我有时会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于他人的悲剧而获得益处。这种想法使我诚惶诚恐。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不可让真挚的同情心给个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卖了灵魂,而这一高昂的代价,对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实在难以置信。
我尝试为我选取的题材负上全部责任。一个拿着照相机来观看的外来人,其行为看来似乎有违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尽量尊重每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我对他们愈尊重,他们便愈接受我,从而我就能够接受自己。
无疑,我们也的确可从纳赫特韦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悯人。有时,在工作期间,他甚至宁可放下摄影机,以救人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濒临死亡的人,更让当场的美国人保护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击两派仇杀,其中一名受袭者满身鲜血,正当他的仇家从后追赶上来,拿着长刀要把他置诸死地之际,纳赫特韦跪下来求他们手下留情,历时三十分钟之久。他的行家却跑到老远用长镜头猎取「珍贵」的场面。
纳赫特韦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摄影师,他倾泻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临危不乱的工作态度,让他至今仍可安全无恙。然而,他其实也曾在死亡边缘游走过不知多少次,但他处处受人尊重,当地人也处处为他开绿灯,这使得他的照片内容格外丰富感人。
当我在科索沃的边境,面对一名在种族残杀暴行下的阿尔巴尼亚裔受害者,她儿子给杀害,哭得死去活来;当我要按下照相机快门的一剎那,我想起纳赫特韦,想起他的人生哲学。
我们是嗜血的动物,还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的工作又怎样为外界带来思考的空间?
张翠容 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曾为BBC World Service中文台和Inter Press Service、路透社电视部等多家国际新闻机构报导亚洲地区及国际性事务,近作有《行过烽火大地》,由台湾马可孛罗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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