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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一热帖,题目就叫《中国人低素质是国情》,作者是已退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许博渊。作者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话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
许先生认为:“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没有诚信的人,玩权术、施诡计的人,在我们国家往往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发达起来,‘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状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其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
中国人为何“素质低”,是文化、“国民性”、人种和人性决定其素质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决定了
其素质低?二位先生认为
素质低的就是落后生产力
甚至是破坏生产力,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一旦我们把“素质”细分,就会发现,可能某些方面素质高而另一方面素质低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一个人知识文化素质很高,比如文凭很高,让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混到了很高的位置,但他的人文素养可能并不高甚至极差,比如法制观念、诚信和公德意识全无,那么其地位越高,就越占据腐败的至高点,越成为国家和社会一以当十、当百、当千万的“破坏生产力”!而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也未必正相关。
对此,网友“废话一筐”举的例子极好:“中国工人、农民的素质低吗?我原来也认为低,因我当年在国营厂推行过全面质量管理时,用的方法都是外国的先进方法,可效果就是出不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工人素质太低了。后来,我到了广东,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厂的全面质量保证体系,都建立得比我原来的国营大厂好,而他们的员工,大多是刚洗完脚上田的农民,不少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说明,无法推进先进质量管理手段的要因不在员工,而是在如我这样的上层。”
以此类推,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整体层面上的素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原因:民众缺乏公德、法制和诚信意识,是因为法制和诚信的制度不立;至于奴性、两面派和窝里斗内耗,则是市场机制不立、权力垄断资源下必然且无奈的“人性选择”……由于种种掣肘和内耗,我相信国人一生中无端耗费在“关系政治”、“权力政治”中的生命光华和聪明才智当平均不少于30%。也就是说,并非中国人天生的低素质、天生的“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是在某种制度环境下,绝大多数个人力量极其有限,身不由己。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人的“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必然反映。好制度使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坏制度让好人欲从善而不得。如果要为中国人的“素质低”寻找出路,惟一的办法是向新的“体制批判”迈进;不是指望“新文化运动”改造和“国民性改造”,而是冀望于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据《东方早报》童大焕/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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