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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尽管资源约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障碍。但中国并不具有特别资源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是基本国情。多年来,依赖大量资源消耗,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代价是:资源消耗过渡、环境破坏严重。因此能源短缺危机与环境约束压力同时并存。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警告世人:为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向自然界贪婪地索取,恣意地掠夺了。因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联合国环境方案》也曾用同样的话来告诫世人。1981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又在他影响深远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的扉页上引用上述话语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对现实作出一个基本的分析与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国内能源供应紧缺
中国的能源供应现状是:能源消费量远远大于能源供应量。自1992年起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能源生产总量,至今能源供应低于能源消费的趋势有增无减。由于能源投资不足,中国能源生产增长低于能源消费增长,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余年间,能源生产总量的年均增长为3.3%,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为4.2%,相差约0.8个百分点。中国能源的核心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从全球一次能源系统中,我们可知,化石能源占90%,核电、水电仅占10%。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其中,煤炭占62.8%多,石油占19.6%,天然气占17.6%。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石能源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构成中也不例外,煤炭比例超过2/3。2004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构成中原煤占75.6%,原油占13.5%,天然气占3.0%,水电占7.9%。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是由资源约束决定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基本与生产结构趋同。
石油安全问题日趋显著。未来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油气可靠供应。中国自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后,2004年进口原油达1.23亿吨,首次突破亿吨大关,增幅为34%;燃料油进口已经突破3000万吨,煤油、柴油的增幅分别达40%和22.4%。原油2004年进口依存度已超过40%,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从300万吨增至1.23亿吨,年均增长28%。同期原油进口贸易额由4亿多美元增至339亿美元,增长了80倍;原油净进口量从1996年的228万吨增至11732万吨,增长了50倍。与此同时,原油价格也连创新高,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140美元/吨升至2004年的276美元/吨,翻了近1倍。由于世界石油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再加上地缘政治因素,如何长期稳定地保证石油供应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国民和政府都未能树立资源危机的意识。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水平极低,几乎所有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石油、煤炭、铜、铁、锰、铬储量持续下降,缺口及短缺进一步加大,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人均能源消费偏低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已超过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能源消费总量虽大,但人口过多,人均能耗水平很低。从全球来看,经济越发达,人均能源消费量越多。到2050年,中国要实现第三步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能源消费量必将有很大的增长。
1994年人均能源的消费量为1433千克油当量(kgoe),世界发达国家为5066kgoe,发达国家在1980年人均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4644kgoe。
有关能源机构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2.5吨油当量(toe),OECD国家平均为5.6~6.7toe;如果特别强化生态因素制约,则2050年世界平均能源消费量为1.4toe,OECD国家为3toe,则中国届时人均能源消费量至少是2.0~2.5toe。这个数值仅达到目前OECD国家的低限值,低于目前OECD国家人均消费量50%的水平。
根据以上设想,如果205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为14.5亿~15.8亿人,则一次能源需求总量为29亿~39.5亿toe,约为目前美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5~2倍左右,为届时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6%~22%。可见从量的方面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三)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能源总效率由三部分构成:开采效率、中间环节效率、终端利用效率。中间环节和终端利用效率的乘积通常称为“能源效率”。中国研究人员对中国1980年、1995年的能源效率也进行了计算,并和OECD国家70年代初、90年代初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1995年的能源效率相当于OECD国家70年代后期的水平,终端利用环节的效率仅略高于OECD国家70年代初的水平,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率比OECD国家70年代初的水平尚低5个百分点。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上看,无论用官方汇率还是用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的能源效率都属世界上最低的一类,再从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上看也比发达国家高12%~55%。
能源效率低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有密切关系,不仅以煤为燃料的中间转换装置效率低,且以煤为燃料的终端能源利用装置效率低于液体或气体燃料。中国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一般在30%左右,小型矿井不足15%。
(四)人均能源资源不足
中国拥有居世界第一位的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二位的煤炭探明储量,石油探明采储量居第11位。已探明的常规商品能源资源总量是1550亿吨标准煤(Btce),占世界总量的10.7%。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探明量只有135吨标准煤,相当于世界平均拥有量264吨标准煤的51%。中国煤炭人均探明储量为147吨,是世界人均值208吨的70%,石油人均探明储量2.9吨,为世界人均数的11%,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数的4%;即使水能资源,按人均数也低于世界人均值。
(五)环境约束日益显现
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消费,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到75%,过度使用煤炭不仅会带来效率差,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
1997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346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其中78.9%来自工业排放。城市二氧化硫年均值浓度在3~248微克/立方米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66微克/立方米。52.3%的北方城市和37.5%的南方城市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60微克/立方米)。很多城市二氧化硫浓度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标准值(40~6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已扩展到全国整个面积的30%~40%。
1997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1873万吨,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占83.6%,城市总悬浮颗粒物TSP年均值浓度在32~741微克/立方米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291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200微克/立方米)的有67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72.0%,北方城市年均值为381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为年均值为2微克/立方米。北京、天津、重庆、济南、太原等均居世界上烟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其TSP值比WHO推荐值(40~60微克/立方米)高很多倍。
(六)交通运输压力过大
中国煤炭生产基地远离煤炭消费中心,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煤炭出关的强大物流,不仅运量大,而且运距长。历年煤炭运量占铁路运量的40%以上,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水运运量中煤炭约占1/3。特别是煤炭基地的山西北部的煤运到上海要2000多公里,到广州要3300多公里,过多的使用煤炭,必然会给运输带来巨大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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