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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帝国的毁灭》之前,我觉得《深海长眠》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理所当然,在我看完了《帝国的毁灭》之后,我犹豫了,如果让我在这两部电影里选择一部,我会选哪部?我思考良久,最后决定选择帝国的毁灭。因为帝国的毁灭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这种思考是矛盾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带给我们的重新思考。
许多影评都说,《帝国的毁灭》美化了纳粹,美化了希特勒,是德国新纳粹主义的代言人。我很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帝国的毁灭》只是从人的角度来拍摄希特勒,这只是视角的选择,没有涉及到美化的倾向性。《帝国的毁灭》中,希特勒只是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恶魔。他有情感,他喜爱狗,对身边的人轻声慢语;他很容易暴怒,拍着桌子骂过所有的将军;他很多疑,他相信的人很少,他怀疑所有人都跟他作对。这些都是普通的人性,在其他任何人身上,这些性格都显得平淡无奇,但是因为希特勒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所以在他身上体现人性,便觉得让观众惊讶,原来,他也会这样。观众们都忘了,即使是妖魔化的人,他的前提还是一个人。
人和恶魔只是一线之隔,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好事,但极端的坚持自己偏执的想法,就可能变成恶魔。把希特勒的行为简单来看,他也不过是在执行自己的信念,只是他的信念太可怕,太偏激,而当时的德国人民选择了这种偏激,这是人类的悲哀。这种选择跟当时德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也有关系。比如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我看美国学者的《菊与刀》里分析,日本想建立东亚的大阶层社会,他们以为他们会受到被侵略国家的欢迎,但是却没有,这让他们很惊讶。这种分析初看很荒谬,但仔细想想也不全是,象台湾的许多老人,还是很怀念日据时代的生活。许多事情,文化不同,环境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也不同,想抓住话语权,只有选择胜利,胜者定对错。
历史向来是胜者来书写的。电影中的杀死六个孩子的戈培尔夫人,被所有人唾弃。但如果换一个角色,比如中国的明朝末年,或者抗日战争期间,某个母亲为了不让家人受辱,宁可集体自杀,也不给别人侮辱自己的机会,那我们现在的评价又会如何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民间故事,好像是戚继光的故事,他的儿子在攻下城后,很高兴跑回来跟他汇报,可是他却下过命令,攻城临阵逃脱者斩。于是,他认为他儿子的回头,可以认定为临阵脱逃,当场斩首。这件事情被当作事迹,来赞扬戚继光的英勇和大义灭亲。如果我们可以赞扬戚继光,那我们凭什么指责戈培尔夫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她在捍卫她的理想,只是她的理想破灭了,她的理想失败了,所以她必须要钉上耻辱柱。光荣或是耻辱,只是视政治的需要,宣传的风向。
写到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替纳粹开罪,我只是认为,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无法判断对错,我们眼中的对错,真的就如我们认为的那样绝对吗?谁给了我们判断对错的权力?我看完电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展开来讨论,也许会陷入哲学的泥潭。我最后是这样理解的,对错的判断在于是否捍卫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是否捍卫了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权利。希特勒的错就在于,他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权,而他的剥夺并不是为了捍卫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这是我非常浅显的理解和说明,有点可笑,不过这样说容易明白。希特勒的疯狂,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完美主义,让他直到失败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他始终都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崇高伟大的,他认为时间总会洗刷错误,证明他是对的。人要保持清醒,太难了。
人总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相信自己能够独善其身,但是许许多多的历史和悲剧证明,人类其实是非常容易被蛊动迷惑失去判断力的,舆论宣传对人洗脑的作用比人类自己以为的要深厚的多。几百年前,欧洲教会对欧洲普通百姓的洗脑,让他们狂热的相信上帝崇拜宗教,老百姓们为烧死妖言惑众的科学家而欢呼,后来科学家名垂青史,教会也未受到惩罚,只是不痛不痒的平反一下。中国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个疯狂的红色风暴,多少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虔诚的相信,自己正做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有多少人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犯下的罪孽?人想要清醒太难了。昨天,我们会相信教会的谎言,相信种族灭绝论,相信红色崇拜,明天,我们怎么保证自己能够独善其身?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人类的短视和盲目,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弱点。冷眼看世界,做起来比说起来要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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