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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26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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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聚焦
音乐与极权主义——八个短章(下)
本 期 目 录
五、街道上的卡萨尔斯
六、库贝利克和捷克人的故事
七、扭曲的缪斯
八、艾尔玛·罗斯的真实人性
街道上的卡萨尔斯
The country was bathed in blood
——(H. L. Kirk, in his tremendous biography of Casals)
下午天气还不错,阳光射到屋子里,那地方正混合着新鲜的尘土气息以及罗大佑的音乐。但午后的空气如同视觉一样庸懒,窒息。在我眼中电脑屏幕以及光标的闪动带着某种暧昧的诱惑,光线缓慢的蒸腾和光标一样,指示空间感同时指示着时间流走的节奏。
我在查阅卡萨尔斯。有了INTERNET,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在网络上任意地游荡,随便你经意或者不经意。一个卡萨尔斯的传记站点,首页上帕勃罗·卡萨尔斯并没有抱着大提琴,那是一张他在琐着眉头指挥的照片,可是他的表情非常精彩。这张阴郁的面孔让我截下来了,于是时间—历史在这里汇聚停留片刻。
目录做得很详细,你可以任意调出历史,19世纪或者20世纪,在阅读和想象中渐渐复原。不过今天仍然是今天,下午也还是下午。
“内战”CIVIL WAR
“The Spanish Civil War began on July 17, 1936, led by General
Francisco Franco, who quickly received large supplies of both
materials and troops from Mussolini in Italy, and Hitler, who
had come to power in 1933 in Germany.”
帕勃罗·卡萨尔斯行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脚步很匆忙。
街上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乱糟糟一片,卡萨尔斯是沿着来剧场排演的路线往家返回的,但是他已经快认不出往日宁静而温暖的街道了。7月18日,整个城市都已变得惶惶不安,大师去排练场的时候,似乎他还并没有那么明显地察觉到这点。
然而现在,那种尖利的声音已经包围了他。人的叫嚷声,汽车肆无忌惮地倾轧路面声,每个人的脚下,皮鞋踏在道路上的声音,似乎都在无限放大,混乱,嘈杂,朝着各个方向因而没有方向地扩散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角上已经垒起路障,横七竖八的木栏与铁丝网,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像是要把巴塞罗那城密匝匝捆缚起来。
卡萨尔斯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神色有些怅然,刚刚从激昂的乐章中回到现实中间,他已经忘却了恐惧和紧张,他快速地往家走去,看看家人是否在混乱中有什么伤害。当然,街上发生的一切,家里人一定比他先知道的:叛军已经快要进入巴塞罗那城了。
这个演出季提早结束,因为法西斯已经到来。
时不时有车辆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他不得不加快脚步,整个场景在卡萨尔斯眼里又有些模糊……
仅仅一个小时前,卡萨尔斯和他的乐团还在一起为这个演出季紧张地排演。演出预告已经遍布全城:卡萨尔斯和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将在7月18日晚为大家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回到今天,一个同样不宁静的下午,我猜想卡萨尔斯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演出,尽管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说明他是怎样排练的,但我一厢情愿地要将那次排练赋予终结性的色彩,因为,那是卡萨尔斯最后一次和自己一手创建的乐队一起工作——这他在当时是不知道的。也许,他会像我见过的一些指挥一样,严格而耐心,他会用指挥棒敲击着总谱架让乐团停止演奏:“众所周知,先生们,演奏贝多芬第九需要坚定的气魄,这句抒情乐段在处理上也不能是柔和的,它需要一种骄傲不凡的气质。所以请在这里留意一下——”然后哼唱一句乐句,“要稳,沉着,不是柔媚。明白了?好,现在请重复这一小节……”
这段想象的内容让人无法跳跃,仅仅因为那是贝多芬第九。我无法忽略一个非凡的作品在一个非凡年代里,被一个非凡的音乐大师所排演——尽管每一个细节在历史中都是平常的。
乐队在按照大师的意思精心演奏,合唱队也一丝不苟。这时有人急匆匆跑上乐台,递给卡萨尔斯一封信。他瞥了一眼,信上写着“紧急”的字样。
乐队的演奏稀稀落落地停了了下来,大家全神关注着卡萨尔斯的脸,因为那上面分明是越来越凝重和严峻的表情。而卡萨尔斯也全然没有意识到音乐的停止。
“朋友们”,大师停了半晌对成员们说,语气委婉而镇静,“有件紧急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里有文化部长温图拉·加索尔给我的消息,他说巴塞罗那马上就要发生军事叛乱,他已经取消了我们今晚的演出,并要我立刻遣送诸位回家,以确保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你们能和家人在一起。”
战争是前一天开始的,对大多数乐团成员来说,这样的消息也许并不令人吃惊,唯一没有料到的,恐怕是本城的动荡会来得这样快。
“我想,这就是说,恐怕我们今天不用再排练了。而且……”卡萨尔斯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全体乐队和合唱队,“而且我们可能暂时无法进行任何排练和演出。战争就要降临,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不知道……”
卡萨尔斯重低下头,摩挲着手中的指挥棒,片刻失语之后,又抬头说:“按照部长先生的请求,我必须让大家尽快离开这里。这个国家即将失去和平和自由,而在这样的土地上演出第九交响乐,是对贝多芬的侮辱。这我做不到。我想我们不得不暂时说再见了。”
乐队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气氛一下变得沉重。艺术家们显然清楚这是必然的命运,但似乎谁也不想就这样离开。大提琴家兼指挥家这时候换了坚定的口吻:“相信我,我们会重新走到一起的,我坚信西班牙会有走出磨难的一天。我们只是音乐家,但音乐也是信仰,是武器,抗争是可以用任何方式存在的。”他摸了摸指挥架上第九交响乐的总谱,又看了看所有在场的成员,像想起什么来似的说:
“那么,请你们选择吧,现在,你们是希望立即离开呢,还是全体继续合作一次,把这部伟大作品的最后一个合唱乐章排演一遍,当作临别时的互相勉励?”
乐队和合唱队这时候兴奋起来了,他们一致同意,在卡萨尔斯的指挥下,将第九交响乐的第四乐章完整地演出一遍——这是他们为这个城市,为西班牙,为他们自己表达情感的最好的方式。
我翻开手边的《音乐圣经》,查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合唱)”一条:“D小调,op.125,完成于1824年2月,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当时贝多芬因失聪无法考虑担任指挥,他坐在乐队中,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他都没有知觉。这部作品是贝多芬最伟大的交响曲……”在录音资料丰富的20世纪,几乎所有知名的指挥家都灌录过这部作品,甚至录制过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指挥我们都可以随便列举出五六位: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加德纳,哈农库特,卡拉扬,科林·戴维斯,塞尔,伯恩斯坦……《音乐圣经》中提到了索尔蒂与克伦贝勒的版本,并且重点推荐了两个现场演奏版:一个是德国人富特文格勒1951年的现场,另一个是1989年为庆祝两德统一,伯恩斯坦在东柏林的演出,那场演出中,合唱团把《欢乐颂》改成了《自由颂》。也有人称此版本为“柏林墙版”。
我想之所以贝多芬第九会有如此众多的诠释,除了乐曲本身的伟大之外,还因为它所具有的辉煌的人性魅力,得以用来见证20世纪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它被赋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精神却一定共同:对恶的抗争,对正义与自由的呼唤。1936年7月18日某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卡萨尔斯带领他的乐团,在佛朗哥叛军步步逼近的时候,演奏了《欢乐颂》。没有录音,甚至没有听众,这是只有表演者的演出。我无法品评判断这次是否精彩绝伦,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本身,它已经完全达到了贝多芬的精神。关于它的叙述,资料上只有一句:
“当合唱队唱起席勒的诗句‘所有人类皆兄弟’时,卡萨尔斯眼中涌动着悲伤和挫折的泪水,他甚至看不清总谱。”
帕勃罗·卡萨尔斯最后发誓:等到自由重新回到他深爱的祖国,他一定要再次演奏这部作品。
帕勃罗·卡萨尔斯和朋友们走出剧院回家,他们发现这时候街道上已经满是路障和骚动的人群,他们的脚步匆忙。
1936年7月18日已经流走,它作为一个场景则显现于一个电脑终端。今天,2000年10月的一个普通日子也一样在流走。仅仅在我这里,一个午后的小屋子中,64年前的事件由于64年后的叙述而获得了在当下的意义。这有点像音乐本身,永远是流走的,消逝在时间之中的,惟有当再次奏响的时候,才在当时停留下来,昭示出某种永恒不变的主题:因而音乐就是历史,它展现出过去与现在,彼处与此处的联系。
场景永远发生在已经过去的某个时刻,然而意义在当下永远存在。否则我们将不选择叙述。
(西西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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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贝利克和捷克人的故事
促进自由的最大行动是:仿佛我们是自由的公民那样行动
——G·Konrad
1990年,在刚刚摆脱了极权主义和外国势力的捷克,举行了以1968年那次改革运动命名的盛大活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在包括捷克新总统哈维尔在内的全场观众的掌声中,阔别祖国42年的捷克著名指挥拉法埃尔·库贝利克登上了指挥台。从库贝利克的指挥棒下流出的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的旋律,是再次响起的一个苦难民族的声音。库贝利克的心、哈维尔的心、全场观众的心、一个民族的心随着伏尔塔瓦河流淌,穿过森林,反射着月光,追忆他们往昔的光荣,最后轰鸣着汇入易北河的洪流。尽管演出过程中,库贝利克始终努力压抑着自己积聚了40多年的情感,尽管他这次的演绎仍然不失往日自然亲切的特点,然而一曲终了,这位76岁的老人还是禁不住老泪纵横。
库贝利克生于1914年,父亲是捷克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他出名甚早,从1936年即开始担任捷克爱乐乐团的指挥,除了中间有两年多指挥其他乐团以外,他与捷克爱乐一直合作到1948年。这对于他的指挥生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捷共在全国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年,库贝利克离开捷克,并发誓极权主义政权一日不倒,他一日不返回祖国。
现在库贝里克回来了。这是一次庆典,音乐在此被用来庆祝极权主义的倒台(如同1989年圣诞节在柏林演出的贝多芬《合唱》交响曲)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哈维尔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故事得以再生的新时代,捷克从此又会有许许多多无奇不有的故事。
“故事”这个概念,对哈维尔来说与极权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一篇名为“故事与极权主义“的文章中,哈维尔指出过一个奇怪的现象:1968年以后,捷克几乎没有西方新闻机构,因为在这样的“后极权主义”社会没有任何故事。哈维尔认为,“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而极权主义政权自认为是天下唯一的真理,“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的竞技场”,
因此,各种极权主义与故事是水火不容的。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也是道德沦丧、麻木的人民,“每个人都为这个系统的运转出过力。”这种历史停滞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故事。的确,90年代的捷克又变成了正常国家,故事——尽管常常是琐碎庸常的——的确再生了。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故事真的可能像哈维尔说的那样彻底缺场吗?我们现在置身于捷克的后极权主义这段历史之后来看,
虽然庸常琐碎的新闻故事在1968年以后消失了,但另一类更长久、更富于韧性的故事正在进行。“故事”的逻辑,被一些孱弱的个体维系着,发展着。的确,捷克社会已经没有多种力量来上演故事了,因此这些人将恐惧抛到一边,把自己一个人作为一股力量,把极权主义作为另一股力量,上演着他们的故事。库贝利克用他不返回祖国的誓言和极权主义进行较量,虽然以他和捷克爱乐良好的关系,如果他在国内他会有更好的发展。此刻,1990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整整进行了42年的库贝利克的故事终于告一段落了;而在一年前,哈维尔——这个正坐在台下的捷克前荒诞派剧作家、异议人士,现总统——的故事也刚刚告一段落,1968年以后他多次入狱,甚至在担任捷克总统的前一年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如果从1968年开始算,这个故事也有21年了。当轰动一时的新闻故事缺场时,另外一些我们当时看不到的故事仍在进行着。一个指挥家流亡到国外,一个作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个蔬菜店的经理没有按上级的要求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到橱窗上,一个工人开会时没有附和领导假大空的讲话,一个小孩指着国王说,“可是他还光着身子呢!”这些都只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悄无声息,在进行时没有人会看到,然而这又是更长久、更伟大的故事,不知道哪天就会以惊人的结局突然结束。用哈维尔的话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在真实中生活”、继续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无权者的权利”。
后极权主义的控制是极其精细、有力的,然而这种控制仍然是有限的。它无法超越国界,因此它扼杀不了库贝利克故事;它也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因此扼杀不了哈维尔的故事。于是这些人说,好吧,我们竞技吧,虽然我是无助的个人,你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我有我坚持的信仰和美德。像马丁·路德·金说的,“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
库贝利克的演出当然是一次庆典,音乐在此庆祝了捷克故事的再生;同时库贝里克的演出也是故事本身的一个环节,这是捷克故事的完成。关于庸常生活的故事可以暂时被扼杀,而涉及存在的故事则总是不绝如缕,即使有时仅仅表现在一些普通人的小事上(比如我们在此讨论音乐和极权主义)。因为总是有富于良知和勇气的人把自己置于竞技场上,诚如青年学人舒炜所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保证着个人的尊严,这样的一种参与、争取是在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境界,它使得每一个人的生存变得严肃起来、重要起来。”
(大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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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缪斯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
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境界。
《浮士德》第一幕
1952年,施瓦茨科普芙二战期间曾是纳粹党员一事被揭发之后,她本人曾致信美国《时代周刊》辩解说:“加入纳粹党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不过像今天加入工会一样自然。”她引用托斯卡的著名咏叹调说:“我的一生‘为艺术而生’(‘Vissi
d'arte’)”。
1996年,Alan
Jefferson在施瓦茨科普芙的传记中提供了更多的详情。1935年,正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Berlin
Hochsehule fur
Musik)上学的施瓦茨科普芙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Fuhrerin),她的工作之一是监视其他学生是否有诋毁“党和元首”的言行。1938年,她第一次申请加入纳粹党。不久成为戈培尔帝国歌剧院(第三帝国公众启蒙和宣传部所属的一部分)的成员。1940年,在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是纯种雅利安人、与犹太思想毫无瓜葛之后,施瓦茨科普芙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纳粹党员。此后,凭着美貌和非凡的艺术天分,勃勃的野心以及同纳粹党上层人物的特殊关系,施瓦茨科普芙得以在剧院历次勾心斗角中战胜竞争对手。在大量犹太音乐家和不满纳粹暴政的音乐家(如托斯卡尼尼、兴德米特)纷纷逃离德国的同时,施瓦茨科普芙在“第三帝国”的艺术声望却急剧提高,成为戈培尔心目中的“歌剧女神”。她天使般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戈培尔的宣传影片中,出现在德国控制下的法国,出现在为东线作战的党卫军慰问演出的舞台上……1945年春天德国溃败之后,理查·施特劳斯、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等一大批同纳粹合作过的音乐家都受到了盟军的调查,而施瓦茨科普芙却成功地隐瞒了自己在二战期间不光彩的历史(她那一段的档案也神秘地失踪了)。战后动荡的日子里,施瓦茨科普芙继续利用她的魅力寻找着强有力的保护人。音乐界和录音界巨头瓦尔特·李格(Walter
Legge)成为了她的新雇主,最终成为了她的丈夫。他为她录制了大量唱片,使她在50年代成为世界级红星,声望直逼玛利亚·卡拉丝。而直到今天,她仍对自己早年同纳粹的合作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纳粹的阴影隐然不现,余下的只剩歌剧女神的光环……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犹太籍导演Rudolf
Bing曾说过“我可以宽恕她(指施瓦茨科普芙)穿过纳粹制服,可以宽恕她战后找一个美军上校做男朋友,但我却无法容忍这样一个事实——最终她却嫁给了一个犹太人。”施瓦茨科普芙令人瞠目结舌的见风使舵作为足以证明,对她而言,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反纳粹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她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歌唱、演出、艺术上的成功和荣誉。
当我们反思纳粹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总会忽视音乐领域的特殊性。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提到,在第三帝国中“音乐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人们可以听到演奏和表演得极为出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精彩的音乐节目起了很大作用,使人们忘掉在纳粹统治下其他艺术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单就音乐领域而言,除了排斥犹太音乐家(如门德尔松)、禁止“有伤风化的”音乐(如兴德米特和一些先锋作曲家)以外,我们几乎很少能找到纳粹摧残“为艺术的”音乐的劣迹:音乐家的经济收入得以改善,二战前,1936年,二成德国音乐家失业,比例高于其他职业。而戈培尔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所以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维也纳乐团有三分之一的音乐家成为了纳粹党员)。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业余音乐活动和音乐创作得到鼓励。在青年营里,年轻人要受到系统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非犹太音乐中,音乐完全被以纯粹美学的标准评判,希特勒本人就蔑视并厌恶群众集会音乐,因而在帝国期间,近200部宣传音乐甚至未能上演。而艺术家的政治立场显然不是评判艺术家的主要标准(韦伯恩对希特勒的狂热并未给他带来艺术上的地位)。当我们了解到这一切时不难理解何以众多“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家得以“为艺术”的名义屈服于纳粹的统治:伯姆在演出前虔诚地致纳粹礼(甚至富特文格勒都始终拒绝这样做),卡拉扬先后两次加入纳粹党,吉塞金在戈培尔的支持下为增加第三帝国的声望出国巡演……
1937年,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指出:“德国的许多灾祸都产自于这样一种想法:以为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不问政治的人是可能的。”事实上,何止德国,精神与现实,心灵与肉体,意志与环境何尝不是人类永恒的悖论。当浮士德与魔鬼签约增进理性与智慧时,带给我们的正是同样的困惑。
(伊卡洛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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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玛·罗斯的真实人性
对于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管弦乐队指挥来说,任何研究最终都会消除掉笼罩在她身上的神奇和谜团。
——Norman Lebrecht
8年前,一张录制于1928年的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唱片问世了,两位演奏者中一位叫阿诺德·罗斯,他是古斯塔夫·马勒的内弟,曾在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的位子上坐了半个世纪之久;另一位演奏者是他的女儿,名从马勒的夫人,也叫艾尔玛,而她,多年以后则要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管弦乐队指挥的职务结束自己的音乐生涯。
奥斯维辛乐队的故事曾被拍摄成一部名为Playing for
Time的电影,由阿瑟·米勒编剧。但其中的女主人公却不是艾尔玛,相反,艾尔玛被描绘成一个傲慢自大、冷酷无情的人。不久,很多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英国室内乐团大提琴手Anita
Lasker-Wallfisch回忆说,艾尔玛是个“非常高贵,具有非凡能力的女性……她帮助我们幸存下来。”
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艾尔玛的死也显得不同寻常。但是,人们对有关她的事情知之甚少:这位将音乐的价值赋予那个种族灭绝之地的优秀女性到底是谁?为什么她要从英国难民营出走?她又是如何死去的?
多亏一些有心者的研究,才使我们从零散的记忆碎片中得以一窥艾尔玛的侧影,了解到这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在大屠杀之中的非凡人性。
艾尔玛出生于1906年,从降临人世那一天起,她就感受到家庭中浓厚的音乐气氛,果然,她与哥哥阿尔弗莱德后来都投身音乐。艾尔玛的美丽容貌比她的才华更为引人注目,很年轻时她就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初恋。
她的恋爱对象是捷克小提琴家Vasa
Prihoda,他在中欧的名气一点不小于海菲茨在美国的名声,他们于1930年幸福地结婚。可是结婚以后,Prihoda才发现艾尔玛甚至连煮鸡蛋、铺床这样简单的家务活也不会干。一个一心追求事业的丈夫是不会忍受根本无法照顾他的妻子的,5年之后,他们只好离婚。艾尔玛孤身一人在维也纳的一个沙龙乐队中演奏小提琴作为营生,这时,她爱上了小她8岁,而且非常害羞的海内·萨尔则。
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罗斯一家由于其犹太人出身而面临危险,艾尔玛在朋友的帮助下与海内一同来到了伦敦。一天,艾尔玛回家后发现海内不见了,他已经返回了维也纳。艾尔玛极为伤心,可是由于战争,她又不能随他而去,最终她去了当时的中立国荷兰,在那里,她不但受到了乐迷们的欢迎,而且与海内取得了联系,但海内写信告知他正在准备结婚。
不久,纳粹入侵了荷兰,艾尔玛的处境变得极不稳定。她甚至曾与一位纳粹军官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这使她一时侥幸逃避过对犹太人的清洗,但伪装很快要被揭破,艾尔玛偷偷前往瑞士,不想途中被盖世太保发现,被抓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艾尔玛能够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中幸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刚到奥斯维辛后,她已经走上了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忽然有一个荷兰妇女认出了她,告诉党卫军说她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于是纳粹军官给了她一把小提琴,并让她执掌一支女子管弦乐队,她们要在囚犯每天集合出去工作和返回驻地时演奏欢快的音乐。有一种说法说她们还在纳粹决定新进集中营的人的生死时演奏,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
艾尔玛慢慢地向乐队灌输很严格的纪律,她警告她们,如果不好好演奏,她们将被送入毒气室。一次又一次地,她使很多乐团成员免除了死亡的命运。对于她来说,音乐是理想,也是一种逃避,她能够做得十分出色,以致于党卫军们尊敬地称她为“艾尔玛夫人”。有时她也会对乐团成员发火,但她从不采用其他有特权的囚犯的那种近乎变态的方式,那些人很憎恨她不与她们同流合污的做法。
1944年4月,艾尔玛参加了一位狱友的生日聚会,回来后便开始上吐下泻。这次她很不同寻常地被送入了实验医院的一个单人病房,有了真正的床铺被褥。不幸的是她的胃开始肿胀,卧床两天之后,于4月5日病逝。
在奥斯维辛,这个每天都有上千人被送入毒气室然后焚烧掉的地方,艾尔玛的尸体却被完好地保存着,就好像要准备埋葬一样。随后,她的尸体被送去解剖,接着才火葬,据说是因为她的病症有些像霍乱,党卫军害怕受到传染。也有传言说她是被集中营里的竞争对手下毒致死的,而她死亡最可信的原因还是食物中毒,可能是由于吃了一罐坏了的罐头而引起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所有受难者之中,艾尔玛是最接近自然死亡的一个人,她去世时年仅36岁。
1945年的一个早晨,两个身着黑衣的修女敲开了艾尔玛父亲在布莱克黑斯的家门,交给了他一个小提琴盒子,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盒子内装着艾尔玛曾使用过的1757年瓜达格尼尼小提琴,这把琴一直由她的荷兰朋友代为保藏,现在终于还给了她的父亲。阿诺德后来把琴买给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席小提琴手,使这甜美的琴声又回响了20多年。
多年之后,我们又能从唱片中聆听两位罗斯家族的音乐家演奏巴赫,这是艾尔玛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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